我是被这样一条消息击中的：“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；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；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，这些幸运，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。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，他们相信，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儿子就还活着，一直活着……”
这个故事催促着我启程。第二天，6月11日，我从北京到达武汉，试图找到逝者父母。但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听说我的采访要求后却表现得很为难，这对夫妇并不想面对媒体，已经拒绝了所有采访，甚至当获取器官手术进行时有人带着相机混入现场，闪光灯一闪，都被他们赶了出去。最后，我辗转从这家人的亲戚那里要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。
他们生活在距离武汉150多公里的荆门市京山县。我在两场暴雨间短暂的空挡中到达京山，晚上8点，拨通了那部电话。
“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很平凡的事，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！”父亲张天锐接听了电话，他嗓门很大，声音听上去有些愤怒。
我反复地向他说明来意，但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可当我告诉他，我只比他的儿子大3岁时，他沉默了一阵。
我说：“别把我当成记者，就当成您儿子的同学吧。”
他捂住话筒，似乎是和身边的妻子商量了几句，然后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“那你过来吧。”
“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，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
我没想到，眼前会出现这样一对父母。
张天锐今年49岁，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，又黑又瘦，满脸胡渣，总是皱着眉，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。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，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。母亲胡久红48岁，是个矮小的女人，她撩起裤腿时，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，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。她走起路来很慢，一脚高一脚低。
在一间门市房前，张天锐拉起卷帘门，神情木然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所有的家当。”
事实上，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，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。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，仅仅留出一条通道。屋里到处是煤气味。
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。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，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，我是客人，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。
胡久红垂着头说：“家里只有3张凳子，碗也不够，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，没地方坐。”
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，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，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。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。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，“原来儿子就睡在这，这么大的孩子，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。”停顿了一下，她接着叹气道，“没办法，太困难了。”
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，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。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，这对夫妇就下岗了。除了力气，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。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，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，他能获得5元报酬。而妻子因为残疾，只能在家洗衣做饭，几乎没有收入。
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，今年22岁。就在上个月，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，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。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——4800元。这笔钱，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。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，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，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。
坐在他们弥漫着煤气味的家里，张磊空荡荡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后。过去，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，后来物价涨了，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。对张家来说，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，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。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，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出200元。
我问他们：“张磊抱怨过吗？”
母亲沉默地摇摇头。父亲却盯着墙边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。每逢放假，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。“他不像别个的儿子那么聪明、读书好，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。”张天锐慢慢地说。
胡久红突然想起，就在几个星期前，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，一边憧憬：“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，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，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，爸不用再去搬‘坛子’了。”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，如果有机会，就让年轻人去南方闯闯，存够了钱，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。
“你醒过来吧，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，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。”
5月31日早上6点半，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。张磊也起床了，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，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。
听他医院的同事说，张磊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很受医生老师们的喜欢。如无意外，那份鉴定应该写得挺漂亮。张天锐也记得，儿子心情不错，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，7点钟就出门了。
可已经开始送“气坛子”的张天锐并不知道，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。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，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。据说，当时下着小雨，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，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。
20分钟后，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
事实上，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，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。当张天锐和妻子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，他们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现金赶往医院。看过儿子，这对父母乐观地相信，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。
胡久红决定在监护室外陪着儿子，让丈夫回家看店。他们一天也不敢丢掉自己的小生意，无论是半夜12点，还是凌晨3点，餐馆或早点铺的老板只要打一个电话，张天锐就必须马上将煤气罐送到。
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，他面对的这个“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”情况并不乐观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，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。6月2日，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，瞳孔变大。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，三四个小时后，手术结束，瞳孔缩小。但第二天，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。当晚，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，不得不插上呼吸机。25个小时后，医生向家属宣告：“从临床上看，病人已经脑死亡。”
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。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，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：“医生，救救我儿子吧，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。”
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，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。父母拉着他的手，哭着呼唤：“张磊，你醒过来吧，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，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。”年轻的女友程丽（化名）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《我想大声告诉你》。
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，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。按照亲戚们的指点，夫妇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野生河鱼，然后在河水里将鱼放生。随后，他们又将儿子的衣服裤子收好，请人带去“收魂”。胡久红感到，自己就像疯了一样，“只要能救儿子，我们什么方法都不拒绝”。
他们不懂，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，怎么就被宣告了“死亡”。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：病人无自主呼吸，一切反射消失，脑电静止。
几个小时后，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，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
我没敢再细问当时的情形。但屋里的悲伤比煤气味还要浓，张天锐用双手捂住了脸，“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，现在，希望变成了肥皂泡，什么都没了。”
“是不是捐得太多了？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，疼啊。”
6月5日早上8点，张天锐瘫在病房前“动都不能动”，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。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：“儿子没希望治好了，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。”
这是个不大的县城。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：“这里很忌讳这个，要留个全尸，如果传出去了，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。”
可是最初，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。医生向她解释“脑死亡”时，曾经提到国外的人对脑死亡的接受度比较高，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。那时，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，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。
在家里，夫妻俩每天辛苦工作之余，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打开那台100元的破电视。他们舍不得买机顶盒，便偷偷地将一条天线接出屋外。尽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，可电视剧里“捐眼角膜”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。
张磊被宣布“脑死亡”的那一晚，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。矮小的母亲靠着医院的白瓷砖墙壁，她站不稳，眼睛也哭坏了，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。
“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，就是痛苦。”胡久红呆坐在小板凳上，说到那个晚上，眼里几乎没有了光。
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，大脑坏了，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？不能，当然不能。“我那时就想，医院里别人的孩子，也许肝坏了，肾坏了，他们也像张磊一样，等人救啊。”
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，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，没有人表示赞同。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，只有这一次，倔强得令人吃惊。“孩子是我生的，我有这个权利！”她不容分说。
如今，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，他们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。两人整夜抱头痛哭，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。“孩子烧了，也是一把灰，捐了，没白来这世上一次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张磊已被磨卷边儿的学生证，让我看上面的证件照。那是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，正对着镜头微笑。
在整个县城里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。最初，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。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，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，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。
6月5日上午11点10分，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。
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张磊的父母。那时，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在病房外发呆，“很可怜的样子”，张天锐则躺在医院的地上，“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”。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还不清楚自己即将面对什么。他们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。
胡久红心里想着，就捐对眼角膜吧。
可骆钢强却发现，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。他尝试着提出，眼角膜、肝脏、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。
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，“劝捐”绝不是轻松的工作。最常见的情况是，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，“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滚！”
可眼前的夫妻俩，除了悲伤，反应很平静。张天锐想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是不是捐得太多了？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，疼啊。”
“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，都要开刀。不过，捐的器官越多，做出的贡献越大。好多人等着救命啊。”骆钢强劝说道。
“总是捐，不如多捐些。”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，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，同意进行无偿捐献。
“还有没有什么要求？”骆钢强问。
“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？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。”张天锐问。
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，原则上，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“互盲”。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，“那算了，只要他们健康。”
当他们走出门外时，连日来也一直守候在医院的亲戚和张磊的同学都围了上来。“捐什么了？”有人问。
“眼角膜。”这对老实的夫妇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。
“不敢和他们说啊。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。”张天锐叹了口气。
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。张磊去世后，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，却问道：“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？”
张天锐感到，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，生怕被更多人知道。在我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，他们把我引进屋，然后把大门紧紧地关上，同时反复地叮嘱我：“白天人太多，千万别来找我们。”
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，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，“儿子，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，我都不愿意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也不想。但把器官捐了，就好像你还活着。我把你养育一场，也值了。”
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，她紧紧抱住了儿子，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。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。
16点40分，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，将“就像睡着了一样”的张磊推进手术室。心电图显示，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，慢慢降为30多次。17点整，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。
张磊走了。
“我报答不了他什么，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。”
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，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、一对肾脏、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。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，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。然后，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，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。
同在手术室里配合这台特殊手术的袁以刚还记得，医护人员最后为这个年轻人穿上了他姑妈买来的白衬衫和西装，笔挺笔挺的。这是张磊一生中第一次穿这么正式的衣服。根据当地的习俗，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系住了张磊的袖口、裤腰和裤腿。
当一切结束后，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，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躬。
这个“必须比120还要快”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，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，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。
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，51岁的王荣（化名）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。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，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。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，1年来，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，体重掉下整整25公斤。
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，腹部却被积水充满，鼓了起来。她一度以为，“没得希望了”。肝源太少，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，还有更多人，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。
因此，当6月5日下午，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，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。配型结果显示，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。
如今，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，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，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。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，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。等到出院，这个整整一年都在挨饿的女人，最想喝一碗莲藕排骨汤。
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。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，但一提起这件事，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，用尽最大的力气说：“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，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！”
我晃了晃手里的相机，问她：“能给你拍张照片吗？”
她点头表示同意。当镜头对准她时，她笑得很灿烂，伸出左手，比了一个V字手势。“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她说。
第二天凌晨，天还黑着，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。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只比张磊大3岁，可11年前，她就得了慢性肾炎。
这个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武汉治病，父母以卖菜为生。蓉蓉一直成绩优秀，考入了这座城市一所“211高校”的财会专业。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，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，再也没有排尿。此后，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，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。
在发给我的短信里，这个女孩说她喜欢穿时装。可是她的妈妈告诉我，开始透析后，她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上衣。
有时，她觉得熬不下去了，就问妈妈：“你为什么要救我。我活着，我的亲人都跟着一起受折磨。”她妈妈流着眼泪重复着这些话给我听，“好多人都让我放弃她，可那是我的女儿啊！”
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，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。结果是可以移植。
凌晨3点半，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，然后被推进手术室。3个多小时后，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：“手术很成功。”
几天后，从网络新闻上看到对张磊的报道时，全家人才猜出这颗肾脏的来历。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：“做父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。他的爸妈好伟大，救了好多人呐！”
紧接着，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。4个小时后，他成功换肾。现在，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。
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，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（化名）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。6年前，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，如今，角膜已经溃烂、穿孔。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，她常常撞在墙上摔倒。为了今天的这只角膜，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。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，就在当天，她发现自己的视力恢复到0.5，“能看见桌子和树了”。
与其他受捐者一样，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。“只听说他很年轻，真的谢谢他，谢谢他的家人。”她曾经向媒体表示，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。“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，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。我报答不了他什么，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。”
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，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。医生说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。
“我会好好赚钱，照顾你，照顾爸爸妈妈。”
6月5日傍晚，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，为了避免熟人看到，几个亲戚快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。第二天，张磊被火化，骨灰送回老家祖坟，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，面前种着高粱和西瓜。
回到县城，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。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闲不下来，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的儿子。“心情就像现在的下雨天一样，冰冰凉凉。”她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。
有时，她在擦地，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，“我和他说说话，就像他还没走，只是我摸不着他。”甚至现在走在街上，她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地经过，心里也疼。
这些年，这对夫妇一直在为生计发愁。京山县已经有一些住宅区安了天然气，眼看着，送煤气罐这个生意就要搞不成了。他们也想过带张磊出去旅游，可是没有时间，更没有钱。他们窘迫地回忆起，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。
我问：“张磊有什么爱好吗？”
父亲说：“有时愿意看看小说。”
母亲却反驳：“没有，啥时候看过小说。”然后，两个人各自别过头去。
张磊的书本和衣服，已经全部“烧”给他了。根据当地风俗，后辈没结婚仍然算小孩子，未能尽孝于父母，家里不设灵堂。
胡久红费力地跪在已经裂缝的瓷砖上，从床底拉出了一个小木箱，取出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，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张照片。这是一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，喜欢穿白色的衬衫，在镜头前，总是笑呵呵的。
我问他们：“后悔捐献吗？”
“捐了，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。”张天锐回答我。
他沉默了一阵，又低声说：“但孩子死得惨，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，叫谁也是难受的。”
他决定出去透透气。胡久红离我坐得更近了一点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整夜整夜睡不着，闭上眼睛就看见儿子的脸。”她向丈夫的方向张望了一下，“怕他爸爸担心，不敢和他说。”
6月15日，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，“张磊”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。他们蹲下身去，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。
半年前，张磊在京山结识了小他两岁的女友程丽。比起为生存忙碌的张磊父母，程丽似乎更了解这个年轻人：他心地好，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。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，喜欢玩“魔兽”，有时也去打打桌球。他的笑容总是“很有感染力”，在KTV里，这两个年轻人常常合唱“五月天”的《知足》，因为里面的歌词写道，“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怎么拥有……”
像很多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，程丽喜欢幻想自己未来的家，比如，“结婚照要挂在哪面墙上”，“书柜要什么样式的”。张磊总是笑着听，并向年轻的恋人保证：“我会好好赚钱，照顾你，照顾爸爸妈妈。”
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。等到张磊的工作稳定下来，他们就去两家见双方父母，定下婚期。
“总之，跟他在一起，怎么样都好。”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孩羞涩地笑了笑，眼角却依旧挂着忧伤。
2011年5月31日早上7点，22岁的张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门，他拿起手机，打电话给程丽，督促她起床上班，不要迟到。他们正在电话里开心地聊着，程丽突然听到一声闷响，手机里再也没声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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